■姜浩峰

與陳建華教授約在威海路上海報業集團大廈底樓咖啡吧喝東西，館子名曰“申活館”，主辦方是《申江服務導報》社。這份報紙那醒目的“申”字，是20世紀早中期著名的《申報》的報頭字。

那個年月，有些上海人一度將所有的報紙稱作“申報紙”，可見《申報》之紅火。

那個年月，火車出行也徹底改變著國人的世界觀，改變著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作為上海交通大學的講席教授，陳建華先生不僅研究元明清文學、近現代通俗文學與報刊文化、中國文學與視覺現代性、中國早期電影，還將研究的觸角伸向了交通運輸領域——民國時期的火車。

那些看似光怪陸離的文學作品，因為發生在那一時期的火車上，而顯得頗有文學意義上的指向性。那些與火車有關的電影，則帶人更直觀地進入了那個年月。

鐵路乘西風而速東漸

鐵路、火車，誕生于工業革命時期的歐洲，及至西風東漸而到中國。在陳建華看來，當火車甫一出現的時候，無論在英倫還是在中國，所遇到的人情事態頗有相似之處。

“火車進入中國，有人反對，有人贊成。我覺得還是贊成者占多數。”陳建華說，“19世紀，中國人中最先對火車有體驗的，還是出洋訪問的官員，比如郭嵩燾，或者像王韜這樣的文人。當中國人出洋后，發現西方要比我們先進得多，他們把火車、鐵路、橋梁等視為一種具有結構性的意象。其中，火車特別具有象征性。對于火車，他們持有積極的態度，繼而把火車跟民族的命運聯系起來，認為西方的制度比當時中國的制度來得先進。所以說，當時的火車，作為意象，帶有人們對西方的渴望。”

在《文以載車：民國火車小傳》里，介紹了1924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一套八冊《國外游記匯刊》，其封面上中框是書名，四周畫有各種交通工具，有城市馬路、跑著的公共汽車、有軌電車、雙輪馬車、自行車和獨輪車；有天空、飛船、飛機和輪船，其底部是一列通欄的長長的火車，從隧道駛出。在陳建華看來，這一幅交通圖，呆板而有趣。早前中國人驚呼“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國門撞破，心扉炸裂，然而之后，中國人學會了駕馭，學會了奔馳游弋在新的時空和文明之流里。

當然，在清末的鐵路實踐中，亦有類似吳淞鐵路這樣因利權問題而遭遇拆毀者。在陳建華看來，這主要還是為了爭奪政治和商業利益。從鐵路本身的開通來看，民眾當時還是開心的。《文以載車：民國火車小傳》中，寫到一條通往嘉興的鐵路，是中國人自建的，舉國上下對這條鐵路都持歡迎的態度。

“火車在中國出現后，反對者當然也有。火車為普通百姓帶來的不一定全都是好處。”陳建華說。在書中，他亦如此感慨：交通工具凝聚著資本的力量，馱載著象征的、政治的、教育的、文化的資本。沒有交換和流通，思想長不出翅膀，歷史成不了火車頭。

當火車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人們的生活習慣、時空想象都開始改變。時代，不同了……

文學因鋼軌而更悠長

《文以載車：民國火車小傳》之所以能夠成書并于商務印書館成立120周年之際付梓，是因為陳建華寫了幾篇與火車有關的隨筆，連載在《上海文化》雜志上。

“我對現代文學里的交通工具有興趣，緣起于幾年前我在香港科技大學上過一門關于中國現代文學與衣食住行的課。”陳建華在書的自序中如此寫道，“其中關于‘行’的部分就會講到魯迅的《一件小事》、老舍的《駱駝祥子》、張愛玲的《封鎖》、周瘦鵑的《火車上》、藤固的《摩托車的鬼》、蕭紅的《蹲在洋車上》等，仿佛讀得之秘而不免喜形于色的樣子了。”

作為便捷的交通工具，火車出現在許多文藝作品里。在陳建華的書中有一篇《清末文學海陸空》，講到清末《繡像小說》刊載的《月球殖民地小說》以及1908年《月月小說》刊載的包天笑的《空中戰爭未來記》。這些小說頗有點兒科幻的味道。而當陳建華講到當時文學作品里陸地上的交通工具，用了“就很慘”三個字來形容。從清末到民國，鐵路帶來的民族記憶一直沒有消失，直到1926年6月《太平洋畫報》中，竟然還在刊載一幅內容為國際專列的漫畫，題為《中國領土內之怪物》。在北伐戰爭的聲浪中，屈辱的記憶再度浮現。陳建華對于清末民初的文學有著獨到的認識與見解。這些認識，在他的《帝制末與世紀末──中國文學文化考論》《革命與形式——茅盾早期小說的現代性展開（1927—1930）》等專著里有深入的闡述。單就火車與文學的關系，陳建華對我說：“火車被當作一種具有指向未來意義的意象，成為‘速度’‘光明前景’等的象征。”

陳建華在《旅行比喻目的》一節中，選擇了1935年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選入的3篇作品——孫俍工的《前途》、馮沅君的《旅行》和王統照的《車中》。在他看來，20世紀20年代初，正是新文學運動的“特快列車”加速前進之時，車頭兩邊掛著“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旗幟、朝著富強中國的理想目標突飛猛進之際。在孫俍工這篇基本沒什么故事情節的小說中，火車充當了主人公的定位。無論出發前，或者在途中，不時可以聽到一種主旋律。當有人不耐煩時，就有人說：“我們要曉得一到目的地便快活了。無論如何難受只得忍耐，忍耐地等著１中途上車者會說：“好了！只要到了站就不怕了！一會兒工夫便可到，到了就好了１陳建華認為，這些話在重復一種集體意志，對火車滿懷信賴，搭上火車便意味著幸運，一到目的地便好似到達幸福的彼岸。

陳建華還特別提到陳蝶仙的小說《新酒痕》。小說里，趙氏父子乘的滬杭特快列車。老子要乘三等車，拗不過兒子才忍痛坐了二等車。兒子一席白紗長衫，外罩緞紗對襟馬褂，頭戴軟胎草帽，看著風流倜儻。而老子卻手里拎著個馬桶。原因是不舍得扔。小說里，這只馬桶初起時放在座位下，被人嫌棄臭而放到盥洗室，又被人撒了泡尿在里面。老先生拎著馬桶下了車，在車站馬桶跌落濺了一身尿。在陳建華看來，那個年代，一些中國人的家庭重心移向經濟和體面，在人們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中暗藏著種種象征，文學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也不那么善惡分明了。總之，文學因鋼軌而更悠長。

電影因火車而富隱喻

在陳建華看來，火車與電影亦有各種有趣的組合，譬如“左拉的《野獸與人》寫火車、車站上發生的罪行。其實，這些并不是火車才獨有的問題，左拉的小說本身講的是社會問題。這部小說拍成了電影”。

還譬如好萊塢電影《上海快車》，這部約瑟夫·馮·斯坦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執導的影片，由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克里夫·布洛克（Clive Brook）、黃柳霜等演出。《上海快車》講述的故事發生在一列行駛在中國大地的火車上，背景是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這部影片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提名。最近，美國亦出品了一部火車電影《火車上的女孩》。

在陳建華看來，中國有關鐵路、火車的電影，有的也有隱喻。而如今高鐵已經普及，旅途變得與過去不同了。至于高鐵上發生的故事，以及以高鐵為背景的電影，還有待未來人們的創作。

本文圖片由陳建華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