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對于生活如此認真，

所以我的生活與思想見解是成一整個的，

思想見解到哪里就做到哪里。

如我當初見得佛家生活是對的，

我即刻不吃肉不娶妻要做他那樣生活，

八九年來如一日。

而今所見不同，生活亦改。

因此別的很隨便度他生活的人可以沒有思想見解；

而我若是沒有確實心安的主見，

就不能生活的！（《我對于生活如此認真：梁簌溟問答錄》，當代中國出版社，汪東林著）

梁漱溟說，他對于生活如此認真，是極令人敬佩的。因為，另一個偉人說過，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認真的好處就在于，你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但梁漱溟的認真，顯然不只是做學問，還包括他的政治生活。

我們知道，梁漱溟是一個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也是一個社會活動家。他甚至被人稱為“儒家”的最后圣人。

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表明的是，他是一個做學問的人，而且做的是大學問。而社會活動家，則表明他不只是做學問，不只是躲進象牙塔，兩耳不聞窗外事。中國有許多像梁漱溟一樣的人物，一邊做學問，一邊搞政治——只是在真正搞政治的人眼里，做學問的人所搞的政治，并非搞政治，而是參與社會活動而已，故稱之為社會活動家。

梁漱溟先生參與的社會活動，可不是一般的社會活動。抗戰(zhàn)爆發(fā)，奉蔣介石之命赴南京，陪蔣百里返山東視察抗戰(zhàn)防務；又兩赴延安與毛澤東長談，在國共停戰(zhàn)中，扮演著調(diào)停者這樣的角色。

梁漱溟是否如人所說是中國新儒家的開山祖師，這個問題可以討論，但他屬于新儒家陣營，則是毋庸置疑的。中國的儒、道之別，就在于一入一出。儒家力主入世，道家力主出世。梁漱溟可以作為貫徹儒家思想最為到位的一個儒者。他的入世之深，在我看來，比搞政治的人還政治。但政治顯然不像做學問那么好玩。許多人原本想像玩玩學問一樣，玩一玩政治，可剛邁出一步，便整個人栽了進去。

在1953年9月的中國政協(xié)會上，梁漱溟和毛澤東發(fā)生了激烈的沖撞。《我對于生活如此認真：梁漱溟問答錄》一書中，梁漱溟回答了這次沖撞的來龍去脈：

問：您當時主要講了些什么，希望梁先生尊重歷史，秉直敘述，如何？

答：那當然。我意料到那天會場上有若干人不讓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講清楚，而我自己又迫不及待地想解除這個大誤會。因此我接著說，我現(xiàn)在唯一的要求是給我充分談話的時間。我還覺得，昨天的會上各位為我說了那么多話，今天不給我充分的時間，是不公平的。我想共產(chǎn)黨總不會如此。我很希望領(lǐng)導黨以至于在座的黨外同志考驗我，考察我，給我一個機會，就在今天；同時我也表明，我還想考驗一下領(lǐng)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我要毛主席的什么雅量呢？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之后，毛主席能點點頭，說：“好，你原來沒有惡意，我誤會了。”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我講到此，毛主席插話說：“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我緊接著說，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重。毛主席插話說：“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協(xié)委員還可以當下去。”我說：“這一點倒無關(guān)重要。”毛主席生氣地說：“無關(guān)重要？如果你認為無關(guān)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關(guān)重要，等到第二屆政協(xié)開會，我還準備提名你當政協(xié)委員。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觀點，我那肯定是不對頭的。”我仍然不知趣地固執(zhí)己見。我堅持說：“當不當政協(xié)委員，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談。我現(xiàn)在的意思是想考驗一下領(lǐng)導黨。因為領(lǐng)導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評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這個雅量，我將對您更加尊敬。”毛主席又插話說：“批評有兩條，一條是自我批評，一條是批評。對于你實行哪一條？是實行自我批評嗎？不是，是批評１我還是堅持說：“我的意思是說主席有沒有自我批評這個雅量。……”

談到此，會場大嘩。許多人大聲呼喊，說梁某人是胡說八道，民主的權(quán)力不能給反動分子，剝奪他的發(fā)言權(quán)，讓他滾下臺，停止他的胡言亂語，等等。

我當然說不下去了，但我堅持不下臺。我要看看主席臺，特別是毛主席的態(tài)度。如果他叫我下臺，我就下臺，別的人怎么喊我都可以不理。我拿定了這個主意，我以為自己這樣做事符合會議程序，合情理的。

毛主席沒有叫我下臺。他口氣緩和地說：“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講長了，把要點講一講好不好？”我說：“我剛才說過了，希望主席給我充分的時間。”毛主席又說：“你講到四點鐘好不好？”我一看表都三點過了好多了，便說：“我有很多事實要講，讓我講到四點哪能成１這又形成僵局，會場上再一次大嘩。接著又有幾位即席發(fā)言，指責我狂妄之極，反動成性，不許我發(fā)言，等等。（見該書116-117頁）

我在閱讀這段文字時，誤以為這是在“文革”時期。實際上，梁漱溟與領(lǐng)袖毛澤東的這種沖撞，若發(fā)生于“文革”，梁漱溟絕不會有“還讓他當政協(xié)委員”的結(jié)局，也不只是被轟下臺那樣簡單。

被轟下臺，是一種必然的結(jié)局。但梁漱溟顯然不認為它是必然的。他這種對于政治生活的認真，已經(jīng)到了固執(zhí)的程度。而固執(zhí)，就只能被轟下去，連十分鐘的話也不讓他講了。

我們應該承認，梁漱溟的追求，首先是一種對真理的追求。但是，梁漱溟終究有些書呆氣了：他把政治視為一種終極真理了！而政治是一種真理嗎？政治是政治家把玩的游戲。你若要投身進去，你就得隨政治家的節(jié)拍起舞。得罪老板沒飯吃，得罪了政治家，往往意味著死路一條。中國知識分子的可怕，就在于他們并不諳熟政治，可他們卻對政治抱有極大的熱情，有些人還妄想在政治這個污水缸里，分上一杯羹。其實，這碗飯很不好吃，這杯羹也不是那么好分得的。即便分得一杯羹來，也必像浮士德一樣，要將自己的靈魂抵押給政治，或政治家。

學得文武藝，貨于帝王家，這幾乎是中國的傳統(tǒng)。都說中國的知識分子骨子里是狂狷的，可說實話，一旦將自己賣給帝王家，你哪還有資格狂狷？而在帝王的眼里，一方面他承認你有知識，你掌握著文化，可另一方面他又像使喚家奴似的使喚你。想一想，既然“貨于帝王家”了，給你個官做了，你以為你就是官了？在百姓眼里，你確實是個官；在你自家人眼里，更是一個驕傲。可在帝王眼里，你與他的家奴有何區(qū)別？你在帝王面前，不就是個供他役使的奴才、仆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