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洪說,雨天不適合聽馬勒。為什么?我就很納悶。說馬勒的交響樂潮濕,只有亞洪這么說。這是他從指揮棒上體味出來的一種對音樂的感覺。這感覺我沒有。他再三強調:音樂,會見。他也叫我音樂會見。我不想見。因我產生不了他所謂的潮濕的那種感覺,我甚至會有困在沙漠腹地焦渴不安的逆反感覺。在天資上跟亞洪向背而立,會見,還會見什么呢?感受的結果一定是南轅北轍。

確切地說,我是個樂盲,我不懂音樂。但他還是要求我,音樂,會見。

不赴音樂會的亞洪已夠儒雅、夠小資的了。高額,高鼻梁,高高后揚的蓬松發型,架著一副文質彬彬的眼鏡。在對近代文人的想象中,找得出很多同類的影子。他會一口英文,也會寫一兩首現代漢詩,三樓書房內始終放置著一臺“Rancilio”牌子的意式咖啡機,壓榨著羊糞似的肯尼亞咖啡豆。音樂響起,自然是西洋的古典樂曲,作為背景同時跟咖啡豆焦味的濃香氣味,在客人們的鼻底與耳際之間繚繞。科班出身的亞洪,彌漫著咖啡豆香味與柴可夫斯基的音符,蟄伏在溫州某一個深巷里,儼然一只沐浴過歐風美雨的“海龜”。于是有文友戲謔他:假洋鬼子。

從廣義而言,亞洪是位時尚的新散文作家。行文流暢、輕快、不拘一格。近年,他掛著單反,四處游走于鄉村、閭巷,寫小巷,寫村落,用取景框與鍵盤記錄下時代變遷中即將消逝的時光碎片。在我看來,他寫得最出彩的還是多部與音樂有關的專著,像《音樂為什么》《天鵝斯萬的午后》,在樂界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他的音樂隨筆跟他的個人氣質已水乳交融在一起,敏銳,前衛。用通俗的話說,就是比較洋氣。他的寫作經驗已把他與音樂廳、大劇院、指揮、樂團聯系在一起,與切利比達克,與福萊、瓦格納、海頓、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普羅科菲耶夫這些人名聯系在一起。他熱愛音樂,甚至愛屋及烏,給自己心愛的書房取了個齋號:水樂齋。那年,嶺南歸來適逢臺風時節,烏云密布,他竟然獨自冒著颶風將臨的危險,帶著塊青田封門石駕車來訪。我用刻刀在印石上為他奏下一行邊款:音樂如水漫過的房子。

沒有音樂,人生是一個錯誤。尼采這樣說。我接納了這個錯誤。拿兒子的話說,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盡管是一知半解感受著蝌蚪跳躍的力量,但我還是個樂盲,我不懂音樂。但亞洪還是鼓勵我,音樂,會見。我拒絕過他:音樂,不會見。

作為北京師范大學“京師愛樂叢書”系列之一的《音樂會見》非常精致,亞洪用了5個樂章漂亮地完成她。馬勒、瓦格納、切利比達克,這些大師的作品,如節慶的燈籠,不,如珠寶大師手掌上的水晶,非常純凈、專業、晶瑩剔透地穿在一起。亨德爾說,音樂的目的是使人高尚起來,于是我開始了閱讀。

“定音鼓熄滅了,小號熄滅了,長號熄滅了,大號熄滅了,豎琴熄滅了,單簧管熄滅了,只有幾把弦樂器拉動著,細如游絲,像死前呼出的最后一口氣。我望著臺上的人,不敢呼吸,場內聽不到任何音樂,足足有一分鐘的時間,我都要哭了。”這是法蘭克福廣播交響樂團德國指揮家帕沃·雅爾維演繹馬勒《第九交響曲》的情景結尾,也是樂評家鄭亞洪在《蘇州,法蘭克福,馬勒》一文中所描述的結尾。馬勒要死了,他要最后看一眼他的故鄉,看一眼依然茂盛的樹、花、草,看一眼他的女人阿爾瑪。

面對彌留之際的馬勒,亞洪說,馬勒對生的渴望、對生活的眷戀,被小提琴毫無保留地宣敘出來。

亞洪看這場演出、寫這篇文章已經過去8年了,我不是被馬勒、被帕沃·雅爾維所感動,因為我根本不熟悉他們也不懂得他們,我是真心被亞洪詩一般的文字所感染,被亞洪小說一般的描述所感動,他的表述如此寧靜,如此優美。他在觀賞柴可夫斯基《第五交響曲》的時候,看到指揮家切利比達克,突然來了個大轉彎,放棄了沖刺,由慢變成徹底的慢。因為慢,這就是高潮,高潮中的高潮。

當讀到這些章節,我禁不住暗暗喝彩:太棒了!文字鏈接著音符,令人心扉震顫。我聯想到人的一生,自己的一生,慢些,再慢些,這是人生的高潮,高潮中的高潮。《第五交響曲》是柴氏“悲愴三部曲”中最復雜的一部,而終曲又是最具矛盾、最不平衡的一個樂章,表現生命、歡樂和幸福的音樂十分動人,讓無數歷經苦難的人們,備感親切。

由衷地要從內心伸出一只瘦弱的手,握一握亞洪。覺得沒有理由再說:音樂,不會見。

古典樂評以外,巴洛克音樂、尼德蘭音樂、印象派音樂、浪漫或后浪漫派音樂,期待亞洪有更多的嘗試與涉足,在音樂領域的抒寫方面遨游得更廣闊、更遼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