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洪說，雨天不適合聽馬勒。為什么？我就很納悶。說馬勒的交響樂潮濕，只有亞洪這么說。這是他從指揮棒上體味出來的一種對音樂的感覺。這感覺我沒有。他再三強調：音樂，會見。他也叫我音樂會見。我不想見。因我產生不了他所謂的潮濕的那種感覺，我甚至會有困在沙漠腹地焦渴不安的逆反感覺。在天資上跟亞洪向背而立，會見，還會見什么呢？感受的結果一定是南轅北轍。

確切地說，我是個樂盲，我不懂音樂。但他還是要求我，音樂，會見。

不赴音樂會的亞洪已夠儒雅、夠小資的了。高額，高鼻梁，高高后揚的蓬松發型，架著一副文質彬彬的眼鏡。在對近代文人的想象中，找得出很多同類的影子。他會一口英文，也會寫一兩首現代漢詩，三樓書房內始終放置著一臺“Rancilio”牌子的意式咖啡機，壓榨著羊糞似的肯尼亞咖啡豆。音樂響起，自然是西洋的古典樂曲，作為背景同時跟咖啡豆焦味的濃香氣味，在客人們的鼻底與耳際之間繚繞。科班出身的亞洪，彌漫著咖啡豆香味與柴可夫斯基的音符，蟄伏在溫州某一個深巷里，儼然一只沐浴過歐風美雨的“海龜”。于是有文友戲謔他：假洋鬼子。

從廣義而言，亞洪是位時尚的新散文作家。行文流暢、輕快、不拘一格。近年，他掛著單反，四處游走于鄉村、閭巷，寫小巷，寫村落，用取景框與鍵盤記錄下時代變遷中即將消逝的時光碎片。在我看來，他寫得最出彩的還是多部與音樂有關的專著，像《音樂為什么》《天鵝斯萬的午后》，在樂界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他的音樂隨筆跟他的個人氣質已水乳交融在一起，敏銳，前衛。用通俗的話說，就是比較洋氣。他的寫作經驗已把他與音樂廳、大劇院、指揮、樂團聯系在一起，與切利比達克，與福萊、瓦格納、海頓、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普羅科菲耶夫這些人名聯系在一起。他熱愛音樂，甚至愛屋及烏，給自己心愛的書房取了個齋號：水樂齋。那年，嶺南歸來適逢臺風時節，烏云密布，他竟然獨自冒著颶風將臨的危險，帶著塊青田封門石駕車來訪。我用刻刀在印石上為他奏下一行邊款：音樂如水漫過的房子。

沒有音樂，人生是一個錯誤。尼采這樣說。我接納了這個錯誤。拿兒子的話說，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盡管是一知半解感受著蝌蚪跳躍的力量，但我還是個樂盲，我不懂音樂。但亞洪還是鼓勵我，音樂，會見。我拒絕過他：音樂，不會見。

作為北京師范大學“京師愛樂叢書”系列之一的《音樂會見》非常精致，亞洪用了5個樂章漂亮地完成她。馬勒、瓦格納、切利比達克，這些大師的作品，如節慶的燈籠，不，如珠寶大師手掌上的水晶，非常純凈、專業、晶瑩剔透地穿在一起。亨德爾說，音樂的目的是使人高尚起來，于是我開始了閱讀。

“定音鼓熄滅了，小號熄滅了，長號熄滅了，大號熄滅了，豎琴熄滅了，單簧管熄滅了，只有幾把弦樂器拉動著，細如游絲，像死前呼出的最后一口氣。我望著臺上的人，不敢呼吸，場內聽不到任何音樂，足足有一分鐘的時間，我都要哭了。”這是法蘭克福廣播交響樂團德國指揮家帕沃·雅爾維演繹馬勒《第九交響曲》的情景結尾，也是樂評家鄭亞洪在《蘇州，法蘭克福，馬勒》一文中所描述的結尾。馬勒要死了，他要最后看一眼他的故鄉，看一眼依然茂盛的樹、花、草，看一眼他的女人阿爾瑪。

面對彌留之際的馬勒，亞洪說，馬勒對生的渴望、對生活的眷戀，被小提琴毫無保留地宣敘出來。

亞洪看這場演出、寫這篇文章已經過去8年了，我不是被馬勒、被帕沃·雅爾維所感動，因為我根本不熟悉他們也不懂得他們，我是真心被亞洪詩一般的文字所感染，被亞洪小說一般的描述所感動，他的表述如此寧靜，如此優美。他在觀賞柴可夫斯基《第五交響曲》的時候，看到指揮家切利比達克，突然來了個大轉彎，放棄了沖刺，由慢變成徹底的慢。因為慢，這就是高潮，高潮中的高潮。

當讀到這些章節，我禁不住暗暗喝彩：太棒了！文字鏈接著音符，令人心扉震顫。我聯想到人的一生，自己的一生，慢些，再慢些，這是人生的高潮，高潮中的高潮。《第五交響曲》是柴氏“悲愴三部曲”中最復雜的一部，而終曲又是最具矛盾、最不平衡的一個樂章，表現生命、歡樂和幸福的音樂十分動人，讓無數歷經苦難的人們，備感親切。

由衷地要從內心伸出一只瘦弱的手，握一握亞洪。覺得沒有理由再說：音樂，不會見。

古典樂評以外，巴洛克音樂、尼德蘭音樂、印象派音樂、浪漫或后浪漫派音樂，期待亞洪有更多的嘗試與涉足，在音樂領域的抒寫方面遨游得更廣闊、更遼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