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燕云

長篇報告文學 《中國第一路》是著名作家莫伸24年前出版的作品。

作為一個久居他鄉之人，火車早已成為我回故鄉的主要交通工具。每年春運的返鄉人潮中，總有我 “隨波逐流”的身影。坐火車愈久、次數愈多，愈會對鐵路產生一種莫名的親切和好奇。湊巧的是，我就是在回鄉的旅途中開始閱讀 《中國第一路》的。最初漫不經心，繼而被其吸引，之后恍然發現：它幫我了解了鐵路，解答了我關于鐵路的一些疑惑。讀完時，我意猶未盡地翻撫它已微微泛黃的書頁，問自己：于曾經，它的價值是什么？于當下，它的價值是什么？于未來，它的價值又是什么？

《中國第一路》是莫伸上世紀90年代初完成的一部報告文學，全書30萬字。作者從1990年10月到1991年7月，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搜集素材并著手寫作，行程遍及大半個中國。整部作品以大秦鐵路建設為主線，以7萬余名決策者、設計者和修筑者為聯結點，以不同個體在這一時段內的命運起伏為展示面，逐次構架，立體多維、客觀真實地講述了大秦鐵路建設者們既平凡又卓越的事跡。我查了一下資料，20多年前，本書曾獲得陜西省首屆雙五文學獎、最佳長篇紀實文學獎。1993年7月6日的 《人民鐵道》報也曾在頭版報道過它，標題是 《“中國第一路”在文壇反響強烈》。

20多年過去了，人們的觀念、思維、娛樂方式和欣賞趣味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但 《中國第一路》依然深深地吸引并震撼著我。為什么？

首先，作者視野開闊，思想站位高。

作家在這部作品的 《后記》中寫道：

“我不想簡單地論述大秦鐵路建設者們的豐功偉績，也不想表明他們的事跡曾如何讓我感動——正像辛苦不能說明成就一樣，可歌可泣也不能說明正確。對大秦鐵路的決策者、設計者以及修筑者們來說，最高的評判應當是它為我們這個民族在20世紀乃至21世紀的振興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起到了多大的作用１

顯然，這樣一個出發點和立足點，已經讓我們捕捉到：作家超越了平常意義上的新聞采訪和文學寫作，自覺地承擔起對社會和時代肩負的責任；他已經不是為完成任務而寫作，而是將作品納入了更為重大的決策評估和社會功效的瞻顧中。

莫伸曾在一次訪談中提到采訪 《中國第一路》對他個人的啟發。正是各個層面的采訪，使他對大秦鐵路建設項目產生了越來越深刻的理解，也使他認識到： “看問題一定要客觀，一定要站在兩面。一面是站在最基層的角度，一面是站在最高層的角度；一面是站在鄉間田頭的位置，一面是站在天安門城樓的位置。這樣才看得全面，才不會膚淺，不會偏激，不會被時起時伏的輿論所左右。”當我讀完 《中國第一路》時，我強烈地感覺到：思想站位高，是這部作品與其他一些應景式的、功利性的報告文學作品最本質的區別。

其次，出色的藝術表達。

《中國第一路》全書分18章，如果算上小標題，近60個分節。書中撰寫事件之宏大，塑造人物之眾多，講述故事之生動，表現工程之復雜，都令人驚詫。全書縱橫捭闔，錯綜交叉，人物和事件相互融合。作者對人對事，既不刻意溢美，也不狹隘貶斥。翻閱之中，只覺得質樸之情流于文字，生活氣息撲面而來，這實在難得。

對于真實生活、歷史瞬間和人物群體的如實記錄，是報告文學的靈魂，一切記錄，不僅需要真實，而且需要藝術。換言之，記錄可以是史料，是新聞，但史料和新聞絕不等于報告文學。

《中國第一路》寫到了宏觀，寫到了高層，也寫到了微觀，寫到了基層。難得在于，無論寫哪個層面，作者都得心應手，游刃有余。以人物為例，書中有 “不死的劉光聰” “精力過剩的張松年” “夏沛松和他的妻子”等，在作家筆下，每一個人物的出現都那么鮮活、那么立體。閱讀時，我們沉浸在作家為我們描繪出來的生活環境和建設氛圍中，或感動，或唏噓，或振奮。這樣一種境界，當然與作家辛勤的采訪調查有關，但它同樣彰顯的是作家深厚而扎實的藝術功力。

閱讀 《中國第一路》，我還想到了兩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第一，當初有那么多作家都在寫鐵路建設，為什么莫伸卻 “一枝獨秀”？除了寫大秦鐵路建設的 《中國第一路》，他還寫過篇幅更長、規模更大的巨著 《大京九紀實》。據我所知，僅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根據他那一時期反映鐵路建設的作品改編成廣播劇的，就有兩部。

第二，同24年前相比，中國鐵路無論量還是質都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看看那密如織網的鐵路線、看看登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鐵路，再看看中國一條條高鐵，連我這個路外人士都能張口便說出中國鐵路的一系列成就。遺憾的是，偉大的時代，卻缺乏相應的作品。

我注意到，在 《中國第一路》的后記中莫伸寫道： “時間將為大秦鐵路做一個科學的論證。這個論證將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它對七萬人的努力同樣將是一個不留情面的肯定或否定。從這個意義上理解，我覺得忠實地寫好一部報告文學，將國家投資幾十億乃至幾百億元的建設項目寫出來歸案存檔，應當是一種比寫小說更有意義的工作。”

或許，這就是 《中國第一路》的價值。這價值不僅是文學的、藝術的，也不僅是精神的、境界的，還是社會的、歷史的。